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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访殷海光故居(上)

  加入日期:2017-11-01 16:22    点击量:2326
 寻访殷海光故居(上)

2017年9月16日,是殷先生逝世48周年的日子。殷海光生于民国八年,卒于民国五十八年,享年五十岁。我对殷海光先生的了解,源自高中时期的一本书《雷震传:民主在风雨中前行》,那时我读书尚浅,所谓“三观”,也未有框架。这时读到《雷震传》,对我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。在书中不仅了解到雷震,还读到了晚年胡适,并且第一次了解到殷海光,这些名字就此埋下种子。

2013年前后,大陆掀起了所谓的“民国热”浪潮,我也开始关注“南渡”知识分子的状况,2015年9月从北京“南渡”到台湾访学后,不仅在台大哲学系查阅各种资料,也亲历走访故居、纪念馆、甚至墓园,成为在台半年的乐趣之一。

在离开台大之前,我罗列了一份名单,在回大陆之前要去探访的先生们,我圈定好路线,将其戏称为“自由中国之旅”:先去南港的中研院,同适之先生道别;去政治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的雷震纪念馆;最后一站,圈定了温州街的殷海光故居。

温州街深处的故居

2016年1月的台北,几乎一直在下雨。台北冬季的雨虽然不大,但如丝如线,绵延数日,极少断绝;雨中台北依旧繁忙,但多了几分安谧,行人撑著各色雨伞,神色匆匆,也不多言语,整个台北的上空都笼著一层阴云。

那一日出门时天气虽然依旧阴沉,但还未见有雨,我一人轻装打点,未带任何雨具,便从台大乘班车去中研院“拜访”胡适先生了。从胡适公园出来,便寻路政治大学而去。那日不巧,恰逢政大社科图书馆闭馆,无缘“得见”雷震先生,悻悻而回。在山上等车,雨兀地下了起来,吃了闭门羹又淋了一身雨,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,于是转了好几趟巴士,寻访殷海光先生故居。

殷先生故居在台北市温州街18巷16弄1之1号,门柱上挂著一块木牌,上书“殷海光故居”几个字。推开蓝色木门,进入故居内部,客厅、书房,都非常整洁。电视播放著台大录制的公开课,和纪录片,书架上排列的是台大新版的《殷海光全集》,先生翻译的海耶克《到奴隶之路》启发了一代人,自然也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。

了解殷海光的人知道,殷海光的思想前后有较大转折。从学术脉络而言,殷海光自逻辑学出身,是清华大学金岳霖先生的弟子,后来又在西南联大完成了学业,但在学术上并未有太多创见;政治思想而言,殷先生早期坚持三民主义,为国民政府摇旗呐喊,后来转向自由主义,1948年时任《中央日报》评论员的殷海光发表社论〈赶快收十人心〉,引起蒋政府震怒,后到台湾以后主持《自由中国》,发表数篇政论,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启蒙者、先行者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。

超过胡适至少百年

谈及殷海光与胡适,他们的关系前后是有波折的。事实上,自1948年《中央日报》发表社论〈论胡适南来〉后,自由主义被殷海光视为是五四精神的接续,然而历史没有给殷海光机会。南渡台湾后,殷海光在《自由中国》上继续弘扬五四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之大旗,张扬“胡适精神”,认為只有“胡适精神”得以普及,五四才能延续香火,并进入到真正地国家制度层面的设计中去,进入到百姓群众的思想改造中去。但进入五十年代中后期,二人的分期逐渐显现出来,在殷先生给张灏的信中,殷海光这样说到:

“我自封为a post-May-Fourthaian(五四后期人物)。这种人,being ruggedly individualistic,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团体也不要他。……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。这种人,认為五四的父亲太浅薄,无法认真讨论问题,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退了色,被岁月磨掉了光彩。而五四的父亲则认為他是一个‘欠稳健的时代叛徒’,有意无意的和他alienate起来”

五十年代后期,殷海光认為如胡适者“浅显激越”,已经难以适应今日彻底改造社会之需要,真正的自由者,需要对这个社会更多的“深切理性”,二人在《自由中国》上围绕“容忍与自由”的论战,逐渐使得这对“五四父子”渐行渐远。又经过吴国桢事件之争,救援雷震事件等等分歧,二人虽然都以自由主义为服膺,所主张之路线、道路重重,已经不太相同。越到晚年,殷海光对胡适之的批评就越多、越趋于激烈,认為胡适在倒退,成为了“乡愿”,甚至说自己“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”这样的狂言,并对整个五四一代产生新的思考。

大举民主自由旗帜

殷海光和胡适一生的交往,是殷海光精神足迹的一个缩影。殷海光的早期,在写下〈论胡适南来〉时,是对自由主义保持著某种向往的;到台湾以后,中国传统文化还谈不谈?民主宪政还谈不谈?这些问题激发著殷海光不断对时局作出回应,而自然也视胡适之为自由主义领袖,并希望胡适回到台湾后,大举民主、自由旗帜;而进入五十年代后期,六十年代初期,殷海光与胡适的矛盾集中爆发,如何再谈五四?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的?一种基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建构是怎样的?这是晚年殷海光尝试更加深入思考的问题。

可惜天妒英才,殷海光在正值创造力的年龄溘然长逝。殷海光逝世不久,1971年,李敖被控“叛乱罪”第一次入狱;1973年,台大“哲学系事件”事发,成为“雷震案”、“殷海光事件”后,台湾又一政治恐怖事件,陈鼓应被迫害出走台湾二十余年,台湾的民主运动落入低潮。直到八十年代,这些先驱曾经所做的思想准备,如山洪爆发,为一代知识分子提供充足的理论基底,并真正从理论走向了政治实践。万山不许一溪奔,拦得溪声日夜喧,到得前头山脚尽,堂堂溪水出前村!(待续)

(旺报)